近年来，变化发展中的检察实践一次次叩响检察理论研究的大门，随之而来的追问则是：现行法学学科框架和法学理论研究，能否回应当下检察实践的理论需求？在学者看来，检察理论研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既涉及宪法学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更涵盖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等部门法领域。如果长期依附各学科开展研究，难以对检察制度的基本原理、运行规律及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化整合与提炼。检察学，这门扎根检察实践的“中国学科”，正经历着从孕育到破土的不凡历程，实现着一代法学人夙愿。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这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实践的理论构建，对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自信的一种具象化表达。检察学能否成为独立学科？在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下，这个问题正迎来答案。2025年年末，西南政法大学拟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检察学，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官网公示。这是继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之后，第三家公示增设检察学的法学院校。紧随其后，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也已完成检察学二级学科设置的论证工作。按照规定，完成论证、公示并报教育部备案后，这些院校即可开展相应研究生培养工作。从零散的专题讲座，到体系化的检察实务课程专业的股票配资平台，再到形成专业知识体系的二级学科，这门扎根中国法律实践的“中国学科”，从孕育到破土的不凡历程，正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的样本。寻找发展着的检察理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置于新时代检察事业的发展进程之中，更具启示意义：在被称为“重塑性变革”的检察改革中，检察机关职能重塑、机构重组、机制重构，形成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的“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格局。随之而来的，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三个善于”“三个管理”“两个坚持”等一系列引领实践的新理念，既推动检察实践跃上新高度，也为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注意到，2013年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基本样态呈现全新趋势：重罪案件占比持续下降，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刑事司法面对的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大恶性犯罪”，行为人也不再仅是传统刑法学中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分子”。从传统治罪模式下的从严打击，到当下的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检察理论研究如何支撑发展中的刑事检察实践，助力检察机关更好维护社会稳定，成为绕不开的必答题。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领域的理论需求同样迫切。作为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职能，民事检察、行政检察既无历史成例可循，亦无域外模式可移植。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研究基地主任单平基表示：“制度生成的本土性与创新性，决定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系统、科学的检察理论指引。”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从无到有，被称作“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部署以来，这一制度已成为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之一。蓬勃发展的同时，最高检党组关注到公益诉讼检察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健全公益诉讼检察办案规范体系，以可诉性提升精准性规范性”的工作要求。随着检察实践对于“可诉性”实践经验的积累，检察理论界能否与之一道，形成更多的理论共识，无疑是一个影响制度行稳致远的重要课题。检察实践一次次叩响理论研究的大门，随之而来的追问则是：现行法学学科框架，能否回应检察实践的需求？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表示，检察理论研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既涉及宪法学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更涵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具体部门法领域。若长期依附各学科开展研究，难以对检察制度的基本原理、运行规律及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化整合与提炼。在中国犯罪学学会会长万春看来，建设检察学学科体系，使检察学真正成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对于推进检察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实践呼唤着检察理论研究的创新——一门独立的检察学法学学科，现在，检察学这门独立学科已经“破茧”。回顾过往，那是一段尘封往事。架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桥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学界对检察学的研究不够，也未关注到学科建设问题。”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健说。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法回避对实践的关注。如何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要求法治工作部门要加大对法学院校支持力度，积极提供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做好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之间的有机衔接。法学高校与检察机关的联系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让检察实践进入大学教育研究领域，不仅是学科建设问题，更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最高检政治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出台后，在最高检党组指导下，最高检政治部即刻启动“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工作。一场覆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师资“海选”拉开帷幕。最高检政治部从各地推荐的174名师资、325门课程中反复遴选，最终确定106名专家与180门课程，搭建起首批课程师资库。“入库课程既要契合教学需求，又要贴合当下检察实践；挑选的检察实务专家，也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最高检政治部副主任肖玮说。
2024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走进清华大学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程丁摄
2024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走进北京大学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程丁摄2024年秋季学期，应勇检察长出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启动仪式，并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童建明、葛晓燕、张雪樵、苗生明、史卫忠、滕继国、张晓津等最高检领导、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为实现课程精准推送，我们将师资课程分门别类做成‘菜单’，法学院校可‘菜单式’点课、选老师。”最高检政治部宣传教育培训部负责同志介绍。“这项合作并非只聚焦顶尖学府，而是承载教育公平原则的制度安排。”最高检政治部宣传教育培训部师资教材管理处处长张艳华表示，通过制度化输送实务课程，能促进优质法学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让更多学生接触前沿司法实践。自2023年10月至今，“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已走进22所院校，组织授课430场，培训4.2万余人次。2025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与高等学校合作的意见》出台，将该活动确定为长效机制，让连接法学教育与检察实践的“桥梁”更为坚固。“挑起‘协同育人’的责任，就是要让即将投身法治事业的‘科班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最高检政治部有关负责人说。8名学生竞争1个听课席位“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打开了检校合作的局面，但对高校而言，这并非增设检察学学科的充分理由。“一门学科能否设立成功，必须回归教学与人才培养这个根本。”华东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李翔表示，关键在于能否开设系统的检察学课程。2025年秋季学期，新开设的《中国检察学》选修课开始选课，听课席位瞬间“秒光”。其中《刑事检察实训》课程的45个名额，有370名学生申请——8人竞争1个席位。课程的走红，回应了如何将实务部门优质资源真正引进高校的现实问题，也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
2025年9月17日，在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展示馆，上海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顾琤琮开展《检察学》之“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现场教学。2025年9月9日下午，华东政法大学明镜楼尚法厅座无虚席。原本面向本科生的选修课，不仅吸引了众多硕博研究生，甚至不少教师也前来“蹭课”，授课人是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勇。没有客套的环节，陈勇开门见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传承中国文化，在世界法治舞台上独树一帜、独具特色。”从陕甘宁边区的黄克功案，到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上海市检察院提请、最高检抗诉的翁贵祥故意杀人案，再到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昆山反杀案，一个个鲜活的检察监督案例，生动阐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优越性。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全程无人离席。“院校自主开设的实务课‘鲜活度’不足，一线最新司法实践难以及时转化为课堂内容，而《中国检察学》改变了这一现状。”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陈绍玲坦言。作为课程研发者之一，上海市检察院政治部宣教处处长张心恬介绍，《中国检察学》由主课《检察学》和《刑事检察实训》《公益诉讼检察实训》《民事行政检察实训》《刑事执行与检察侦查》四门实践课组成，检察业务骨干与华东政法大学资深教授组建教学团队同堂授课，打通了法学理论到检察实践的“最后一公里”。
2025年10月24日，华东政法大学学生在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模拟召开检察公益诉讼听证会。2025年10月24日，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当天，40多名华政学生走进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真实办案环境中学习撰写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旁听一场公益诉讼检察听证。“需要考虑的细节太多了。”法学本科生钱谨立琛完成作业后感叹，以往学习多聚焦法条，而这门课要求综合运用法律文书撰写、沟通协商等多重技能，这些都是法治实践的硬功夫。记者在最高检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9所高校已将“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课程纳入学分管理体系，上海、浙江等地多所高校也在跟进中。“没有支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增设检察学便无从谈起。这种从课程到学科的实践探索，是推动检察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王健说。一场根植于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教育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当高校对检察实践的关注，从讲座上升到系统课程，再到制定系统化人才培养计划，积极构建检察学学科，也就水到渠成了。”王健说。实现了一代法学人夙愿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对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2025年2月10日，最高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与高等学校合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检察学学科专业建设”。2025年5月21日，第二十六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再次发出推动检察学建设的最强音：积极推动检察学成为法学学科体系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总结提炼更多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提升中国检察学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系列部署拉开了检察学学科建设的大幕。“把论文写在中国检察实践的大地上”，这是郑州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郑州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院长张嘉军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管理的坚守。自2019年郑州大学法学院被最高检确定为“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以来，该校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法学学科建设，设立了全国首个公益诉讼法学二级博士点，逐步形成以检察学为特色的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建成覆盖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完整公益诉讼法学人才培养体系。从学者撰文呼吁，到成为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拼图，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凯原法学院教授孙长永感慨：“这实现了一代法学人的夙愿。”不久前，肖玮在接受《检察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首届检察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将于2026年招生。另据了解，今年1月22日，武汉大学举办检察学二级学科设置专家论证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校增设这一学科。一直密切关注检察学发展的孙长永教授，感慨颇深。
1991年，时为西南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的孙长永与导师王洪俊教授，在《检察理论研究》创刊号刊发《略论检察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首次提出“设置独立的检察学学科”的建议。回望历史，1991年，时为西南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的孙长永与导师王洪俊教授，在《检察理论研究》创刊号刊发《略论检察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首次提出“设置独立的检察学学科”的建议，但并未引发学界足够的重视，“检察学”未能走进法学学科体系的“殿堂”。“当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30多年后，孙长永回忆。“一是检察学知识体系尚不成熟，另则，检察实践的理论需求也远不如当下强烈。”在王健看来，实务部门的积极推动，促使理论界提炼形成科学系统的检察学理论概念，而这种颇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又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王健说。据悉，2026年初，由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与中国检察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检察工作》期刊，正式更名为《检察学研究》，为检察学学科体系建设搭建起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如今，那颗数十年前埋下的“检察学”种子，在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浪潮中终于破土而出。这不仅是一个学科从孕育到诞生的故事，更是检察实践推动理论构建的时代缩影。而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也预示着中国检察学必将迎来更加恢宏的未来。（来源：检察日报·两会特别报道·要闻版 全媒体记者：于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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